在延安北郊，有一座名为松鹤园的墓园，这里。是中国目前唯一一座集中安葬下乡知青的墓地。在墓园的正中心里，有这样一块透明的玻璃墓碑，上面蚀刻有七十六位当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的姓名，他们当中很多人在下乡时非正常死亡，也有一部分在知青大返城时遗落陕北。去世后，被家人安葬于此。
陈汉池：这些死者一般都是十几岁到二十来岁，没有超过三十岁的。有的是因为修水坝塌方，有的是生活经验不足，像河道发水，顺着河沟跑，有些是病死的，各样都有。
在这块玻璃墓碑上，这些当年从北京来陕北插队的知青的姓名、年龄以及插队前在北京所就读的学校全部依稀可见。
2013年4月，延安知青墓园，一场葬礼在肃穆的气氛当中悄然进行着。死者的名字叫陈立胜，北京人。因为一场车祸，他最终结束了自己在陕北长达近五十年的生活。来到墓园为他送行的有一百多人，他们和陈立胜的年纪都相相仿，送别的时候情绪相当凝重。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这个特殊的群体，如今又少了一位重要的战友。这个群体就是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
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股上山下乡的大潮，像飓风一样的扫过了黄土地。两万八千多名年仅十六七岁的北京孩子离开家乡，插队到了陕北。而大潮退去之后，二百多人因为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他们最终留在了那片黄土地上。如今距离当年的那场大运动已经过去几十年的时间了。这大风过后的黄土高坡，其实早已经归于平静，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但是遗落在这黄土地之上的这二百多位老者的人生，仿佛是留在这黄土高坡上抹也抹不去的一个个时代的留痕。
2014年11月20日，我们前往延安采访这些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陈汉池，六十三岁，十六岁时来到延安插队。此后的。四十多年，他便再也没有离开这山沟沟，成为扎根农村的一员。
倪道中：六十四岁，一九六九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延安，当年这些年轻人踏上火车离开家乡，告别北京。你坐火车的那一刻就感觉说我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但是究竟在前方等待着我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能很心疼，很彷徨，今后的生活怎么样？如何生活下去？
当年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响应国家号召西进陕北。在那个激情的年代，他们在黄土高坡上，改天换日大有作为。然而，当时代的大潮最终退却，两百多人却成为退潮后遗漏的沙，永远留在了这片黄土地。
失落感肯定有，到现在都有，人家都想着落叶归根，我回不去，不但我们回不去了，叶落不能归根，我们儿女、子孙都要留在这黄土地上。
我们到大街上一走，你不说话就是延安人，你只要一说话，你是北京的，延安人说你是北京的。可是我到北京以后，一说话就说你是外地的。
这些在北京的胡同大院里长大的一代成为了陕北高原上一个特殊的群体。多年来，对于自己的身份，他们时常觉得有些恍惚，甚至尴尬。但在这片黄土地上，他们却真实的生活了四十多年。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巨变深刻改变着每个中国人的命运。一九六八年为了给红卫兵运动刹车，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上山下乡运动至此大规模展开。文革当中上山下乡的知青总数一度达到了一千六百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农村，成为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当初北京市动员，给我们发的一张表，上面写的，这有山有水，有河流，宽广大马路，出工，下工汽车接送。我们查地图看这个黄陵这块儿的地方是绿的，那时很天真啊，是绿的地方肯定好啊。比不绿的地方要强多了。
时代在召唤，这些红色岁月里成长起来的激情一代成为了这场大运动矢志不渝的追随者。1968年12月，家住宣武区 17 岁的倪道中在街道注销了自己的北京户口，拿到了他的新身份——下乡知青。1969 年随着上山下乡的大潮来到延安。
就在倪道中做出人生重要抉择的同时，家住北京朝阳，十六岁的陈汉池也兴奋的汇入这股时代的洪流。地图上绿色的地带，让他心驰神往。在广阔天地间，他坚信自己必将大有作为。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北京站站台人头攒动，一档档列车满载着十六七岁的北京孩子，将他们陆续送往农村。一九六九年二月，在等待了两个多月后，一趟从东北特地调来的专列，将陈汉驰、倪道中最终带离了北京，前往革命圣地延安。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我们跟随陈汉池，一起来到了延安延川线下属的永平镇。今天陈汉池要带我们见一位他特殊的战友。这位年过六十的女人名叫郭春平，北京知青，插队前与陈汉池同上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因为长相乖巧可爱，被同学们亲切的称为小洋人。
当年她和陈汉池乘同一列火车来到延安。但插队不到一年，她便得了精神病，成了周围人眼中的“郭疯子”。
精神病发后，郭春萍曾在1974年回过一次北京，但此后，她再也没有离开过陕北。
知青大返城时曾有人问过她家的地址及亲人的联系方式，但此时的郭春萍对于这些信息已全然不知。
当年下乡时这个美丽的姑娘可曾想到她此后的人生竟会以这样一种姿态默然收场。
一九六九年二月，一千多名情绪激昂的北京知青，搭乘专列，经过三十几个小时最终到达陕北。然而初到陕北，眼前的贫瘠与荒凉，顿时令这些京城来的孩子们震惊了。
与几十万整编到北大荒、新疆、云南以及内蒙古建设兵团的知青不同，这两万八千名北京知青全部分散插队住进了黄土地深处，一个个农家窑洞。
倪道中：我们七个知青，三男四女，就一小窑洞，往那一坐黑不隆冬的，大眼瞪小眼。天刚蒙蒙亮，小白（同屋知青）哇哇哭。我说哭什么啊？他身上都是虱子，抖搂着。我说你不要抖搂了，捏死就对了，你抖搂爬的哪儿都是。
住进一孔孔窑洞后，这些在北京城优越环境里长大的知青们开始和当地的老乡一起拿起锄头镰刀 " 改天换日 "。
倪道中：以前手没有经历过这种体力劳动，猛地一攥那个钁把咣咣干一阵后，会感觉骨头节疼，磨起大水泡。有些人说你们戴点手套，我说戴什么啊？今天戴，明儿戴，后天你还戴，可能吗？没有必要那么娇气。
陈汉池：农民干过的活我全干过。当时割麦子社员割 13行，我也割13行，社员割18行，我也割18行，这条腿就在地下跪着，这个手还不停地割。
生活的艰难还可以一点点适应，然而死亡的危机却暗伏其中。由于缺乏基本的生存常识，各种意外事故也时有发生。
陈汉池：张宝兰、白松敏、滕秋霞、刘可忠，这四个人是北京崇文104中的，到元龙寺公社插队时十八九岁、二十来岁。他们劳动下到山沟里时突然暴发洪水，水下来后他顺着山沟跑，水比他们快，眨眼工夫就给他们吹走了。
秦润恒，当时就因为出窑楦（把窑洞里的土往外挖）死的。
经历过一段和农民共同生活的体验，这些从北京胡同、从大院里走出来的知青们开始懂得亲近农民。他们在自己的困境中看到老乡身上那份儿最淳朴的情感，他们学会了在头上打 " 羊白肚 "，学会了惹着一身虱子，歇工的时候光着膀子撚 " 革命虫 "，在生存压力极度苦闷的时候，他们也像当地的农民一样学会了 " 信天游 "。
在一望无际的山坡上扯开嗓子唱唱老乡嘴里的 " 酸曲儿 "，宣泄宣泄内心的情感。陕北的信天游和知青们带去的城市歌曲就这样在这片黄土地上交织传唱。
1970 年后，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逐步恢复开始有了社会性的 " 三招一征 "，即招工、招干、招生、征兵。
陆续有部分知青通过各种途径离开农村，知青群体由此发生震荡，并开始分化。通过 " 三招一征 "，大院里长大的 " 有关系 " 的一代成了首批回城的 " 幸运儿 "，工人家庭出身没有任何身世背景的胡同娃们败下阵来。
倪道中：有的都是些地市级的子女，咱们没法跟人比，人家哗哗都调走了，咱们心里确实也很羡慕人家，同时也有一种失落感，自己没有那本事调走，只能听天由命。
1973年4月，通过积极争取，陈汉池、倪道中获得了当地企业的招工资格，进入到延安黄陵县下属的一家煤矿，成为了一名挖煤工人。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八年。八年间，他们习惯了吃黄馍馍，习惯了黄土地的风沙，很多人开始结婚生子。
然而八年后，又一场席卷的大潮让他们再次骚动了起来。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允许知识青年以招工、考试、病退、顶职等各种名义逐步返回城市，大规模的返城潮至此彻底拉开了序幕。
但当时，北京的返城政策只解决知青个人的回城问题，不解决其子女的回城指标。大批在陕北已经结了婚的知青为了回京甚至纷纷离婚。由于无法联系到接收单位，加之不忍心放下陕北的妻儿，倪道中最终在返城大潮中遗落下来。
1982年，倪道中所在的工厂倒闭，此后为了生存，他摆过地摊，做过小买卖，在工厂又做了二十几年的保安，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渐渐接受了留在陕北的事实。
父母去世后，他便彻底放弃了回京的念头。现在倪道中和老伴每月靠一千多元的退休金过着简单的生活，对于北京这个曾经的故乡来说他们已是地地道道的 " 外地人 " 了。
倪道中：现在更不现实了，住房制度改革了，你让我买房买不起，我一千来块钱我还买得起房？人家买个汽车，我连个车轮也买不起。
上世纪八十年代知青返城大潮渐渐接近尾声。当年来到陕北插队的两万八千名北京至今陆续返回了北京，最终只有两百多人。因为各自不同的原因留在了陕北。在留下的人中，陈汉池是较为特殊的一位。
由于工作单位地处大山深处，陈汉池直到 1994 年才得知大返城的消息。此后通过各方奔走，他终于在一年后调回了北京，然而在陕北生活了 20 几年的他回到北京后却发现，家乡对于他来说已变得如此陌生和遥远。
陈汉池：北京的生活也不适应了，太忙，五六点钟就起来去上班了，晚上八九点、十来点才回来，跟不上北京的节奏，马路上转一天没有一个认识的，认识的人都不知跑哪儿去了，很失落。
在北京生活了一年后，陈汉池最终作出了一个旁人无法理解的决定，他带着妻儿再次返回了陕北。
2010 年，陈汉池也从一家炼油厂退了休，儿子、女儿大学毕业后都选择到北京打拼，但对于陈汉池本人来说，这片当年下乡时来到的山沟沟才是真正属于他的 " 广阔天地 "。
陈汉池：我只要回永平我天天在山里头待着，山沟里头，为什么在山里待着？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想嚷嚷就嚷嚷，你想哭就哭，你想跑就跑，你想跳就跳，没人说你。
现在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已不超过百人，几十年过去，岁月渐渐染白了他们的两鬓，经济条件好的仍在试图落叶归根，更多的人则是已然认命，归于田野。
陈汉池：你在这个社会当中就是一滴水、一粒沙子。这一粒沙子扔在沙漠里后哪个是你，哪个不是你，你看不出来，这一滴水到了大海里你说哪儿属于你？哪里都不属于你，人也是一样的。
问：现在面对镜头，你想对你生活了十六年的北京説点什么？
陈汉池：只能够回忆童年的快乐与痛苦，北京是遥远不可及的地方，不是我生活的地方。
2013年4月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陈立胜因车祸去世，战友们将他安葬在了这座知青墓园。
陈汉池说，园方在其他山头又开辟了一些空地，以留给这些留在陕北的北京知青百年之后所用。陈汉池说：“将来我也会在这里长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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